永隆通宝，五代十国时期闽景宗王延羲永隆元年（公元年）铸。存世量极少，属于古钱珍品，钱文四字书体在行、隶之间。材质或铜、或铁、或铅，铜质少见，铅质甚罕。

唐末五代时，王审知兄弟据有闽地，主张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交好睦邻、连横抗强，对内尚能整肃吏治，兴教育人，积极采取保境安民政策，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设县建镇等；对外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开辟海港，尽去繁苛，纵其交易，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接踵而至，摩肩击毂，货物丰富到“填郊盈廓”的程度，军民上下“竞敦廉让之风，聚睹乐康之俗”（《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在他们的治理下，相对于兵戈声中的中原大地，福建境内显得格外安宁，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经济文化空前发展，到处是一片繁荣景象。王审知自身亦节俭朴实，常着麻屦，居安思危，礼贤下士，府署卑陋，不加修建，一直被传为佳话。

可惜的是王审知之后的二十年间，其四子、一孙则与其父辈截然相反。延翰、延钧、继鹏、延羲、延政相继嗣位，个个在当权期间无不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骄奢淫逸，且内讧不绝，兄弟之间、叔侄之间争权夺利，骨肉相残，直杀得家破国亡,福建人民深受其害。

王延羲，王审知第九子。审知逝世时（后唐同光三年，公元年），延羲还小，尚未婚娶，封右散骑常侍、饶州司马之闲职。闽永和元年（公元年）其侄王继鹏杀父王延钧自立为帝，更名昶，次年改元通元，在位四年，屡诛宗室。时任左仆射、平章事的王延羲乃佯狂愚避祸，被赐以道士服搁置武夷山中，寻复召回，又被幽禁于私第。直至控鹤军使连重遇等作乱，迎立王延羲，王延羲得以入宫，随即遣兄子前汀州刺史王继业追弑王继鹏于福州郊外。是年，改元永隆，在位六年，之后被朱文进、连重遇等作乱所弑。

王延羲主闽期间，境外正逢后晋及周边的南唐、南汉、吴越相继易主无闲他顾，境内正处上下都渴望有个明君治理中兴，这么一个大好时期。可是王延羲并未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认真吸取前车之鉴，积极设法励精图治，反而变本加厉，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万人唾骂的骄淫苛虐之徒。其在政治上，不恤政事，终日疑神疑鬼，猜忌宗室，多寻旧怨，恣意诛戳，并夷其族。以致宗室勋旧多无罪被诛，人不能自保。如前、后任的泉州刺史侄辈王继业、王继严和唐宰相杨涉从弟杨沂丰等皆惨死其刀下。时任汀州刺史的王延喜因遭怀疑与时任建州刺史的王延政兄弟间有往来，即派遣将士三千把其捉回福州幽禁。

王延羲在生活上，肆为酗虐，常为牛饮，其妻亦悍酒，“群臣侍酒，醉不胜，有诉及私弃酒者，辄杀之”（《新五代史·闽世家》），如从子王继柔即因不能饮、私减酒而被问斩。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修城墙，造宫殿，建浮屠等等，不厌其烦，六年间极尽挥霍。

王延羲在经济上，更是贪婪成性，巧取豪夺。如《十国春秋》卷92记载：闽永隆五年（公元年）六月，其女儿出嫁，广纳百官彩礼，且持取班簿亲阅之，见有朝臣中有不贺者十二人，皆杖之于朝堂。泉州刺史余廷英贪秽非常，且矫命掠取良家子，事发，廷英惧怕，进“买宴钱”万缗，羲悦召曰：“宴已买矣，皇后贡物安在?”廷英复献给皇后钱千万，“乃得不劾”，未几复召廷英为相。从此诸州皆别贡皇后礼物（《新五代史·闽世家》）。“永隆通宝”铁钱的铸造，正是这位大贪官余廷英就职泉州刺史任上所为。

王延羲在军事上，与时任建州刺史王延政冲突不止。延政与延羲皆为审知幼子，同胞弟兄。延政看到兄长登基后的状况，屡屡贻书切谏，延羲怒而复书骂之，积相猜恨，遂结成仇敌，第二年开始即每岁数举兵相攻，互有胜负，以致福（州）建（州）之间、闽江两岸暴骨如莽。

王延羲在外交上，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不惜以重金结好后晋，多次以珍品进贡。如闽永隆三年（后晋天福六年，公元年）“十月壬子，福建王延羲遣使进银四千两，象牙二十株，葛五十匹，干姜、蕉、乳香、沉香、玳瑁物。别进端午节银一千两，细葛二十匹，海蛤、靴、裁、扇子等物。又进茶五千斤”。闽永隆四年（后晋天福七年，公元年）十二月，“福建王延羲遣使进铤银二千两，花鼓六面，谢降恩命。又进象牙十株，红蕉二百匹，蝉纱二百匹，饼香、沉香、煎香共六百斤，胡椒六百斤，肉豆蔻三百斤，箭杆二万支，谢赐国信。又进铤银四千两，贡蕉二十匹，海蛤十斤，扇子、靴、裁具等，充端午、天和节（石敬瑭以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即位后以是日为天和节）。正冬献贺，又直进铤银一千两，葛万匹，细蕉二百匹，粉姜五千斤，象牙十株，蜡面茶二百斤，大茶五千斤。又进盐铁度支户部三司葛一万六千六百匹及诸口味等”，数量相当可观。（《册府元龟》卷《帝王部·纳贡献》记载）

为了应对连年淫侈无度的费用、支付庞大的军事开支、取悦后晋的献礼等等造成与日俱增的国库空虚之状态，以王延羲为首的王氏政权使出了各种竭泽而渔的手段，费尽心机百般敛财资用不足。福建人民叫苦不迭，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这从以下几条史料中可略见一斑。

一是苛捐杂税层出不穷。除对所统治的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男子，征收一年比一年加重的丁身钱外，还对“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鱼之处，皆纳官钱；或令人占卖输课，或官遣吏主持……又有柑园、水皑、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无一幸免。（《文献通考》）

二是不断增收商贾数倍商税，以达到所谓的日进万金，弄得商贾们不堪其苦，不敢来闽贸易，一时间福建境内外商贸交易空前萎靡不振。未几商贾之算即不能足日进。

三是贷诸省务钱以供其挥霍一空。未几诸省务以贷帖催讨，闽国经济愈加不可收拾。

四是大肆卖官鬻爵。“令欲仕者，自非荫补，皆听输钱即授官，以资望高下及州县户口多寡为差，自百缗至千缗，量增减其直焉”（《十国春秋·景宗本纪》），以致闽国吏治愈来愈腐败，王氏政权愈发摇摇欲坠。

到了“一切都无济于是，再没有什么可资弥补”之际，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所说：“那么他们就在币制上使出最肮脏的手法，铸造最劣的货币”。（《马恩全集》卷7第－页）

字文平漫、书法草率（被称为“返童体”）、制作不精之“永隆通宝”铁钱的开铸，即产生于上述历史背景之下。为了满足其日见困乏的经济需求，硬性规定“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一当铅钱百”（《五代史》卷68注引《十国纪年·闽史》）来获取高额的暴利，不但没能扭转闽国社会经济危机四伏的局面，反而加快了闽国王氏政权的崩溃。历史事实证明，“永隆通宝”铁钱开铸不到二年，闽国王氏政权就不复存在，王延羲自身亦遭恶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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