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上一篇说，前面的扁鹊被人暗杀了，这一篇的主角也是差一点就废了。在当下中医热的浪潮中，貌似应该敬告同志们，医学是个高风险职业，不论古代还是现代！医学有风险，学医需谨慎！

先从缇萦说起！

一、缇萦救父

西汉文帝十三年（即公元前年）的一天，当时的齐国临淄，一位曾经做过临淄太仓长（即都城仓库的总管）的犯人被专车押送着要到西安去接受刑罚。

犯人名叫淳于意，做过太仓长，又称为仓公，这也是在汉末上了医圣仲景的“古今名医谱”的名医，但当时的人们未必这么看重他。因为被人告发，具体罪名不知道，当地的地方官判处他肉刑，即砍掉手脚、脸上刺字及割掉鼻子的刑罚。

但按西汉初年的律令，凡做过官的人受肉刑必须押送到京城长安去执行。感谢这条法令，如果不是它，淳于意估计就在当地受刑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种种故事，甚至连淳于意这个名字也不一定会被太史公载入史册而流传千古了。

事情的缓冲在这条律令，而带来转机的人名叫缇萦，是淳于意五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记住，是一个柔弱女儿家，史书没有记载她的年龄，据说是豆蔻年华的15岁。女儿跟父亲是最亲的，父亲将要去受刑罚，五个女儿当然是心疼极了，但却无能为力，只有哭泣。父亲听着女儿们哭哭啼啼，很生气，毕竟这个时候，女儿的哭声更会让父亲觉得自己的窝囊，于是淳父亲骂道“唉，可惜我没有儿子，遇到急难，一个有用的也没有。

这句话骂得好！因为激烈的言辞常常会刺伤懦弱者的心灵，但却也会激发强者的自尊，从而变为动力。父亲的话刺痛了缇萦，而恰好她不是一个弱者，淳于意小看了自己这个女儿，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让古今多少男儿都汗颜的一个女儿家。

大抵不凡之人物，必有不凡之心性。缇萦不顾家人反对，要陪伴父亲一起去长安，临淄到长安两千多里，起码要一两个月时间才能到达，我们可以想见一路上的艰辛困苦，车辚辚，马箫箫！没有坚韧之心性，一个小女孩是想都不会想的。

再次感谢汉代的法律，平民百姓竟然可以给最高统治者上奏章，缇萦在京城长安给当时的汉文帝上了一封书。当然这个事情究竟是缇萦在来京途中自己的注意还是有高人出谋划策，奏章又是什么人帮忙直达天庭，太史公没有记载。奏章的全文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缇萦在奏章里主要强调了三点：一、父亲做官吏，齐地的人都说他清廉公平，如今犯法应当受刑（这一点其实是替父亲申辩，父亲有可能是被冤枉的）。二、自己替受刑而死的人不能复生感到悲痛，而受过刑的人不能再长出新的肢体，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办法了（这就推己及人，着眼于天下苍生了）。三、自己愿意舍身做官府中的女仆来赎父亲的罪过，让他能改过自新（这就是就算父亲有罪，自己愿意替父受罚）。

这三点很高明，不辩称父亲无罪，反而探讨起法律的人性化问题，最后以孝心替父受罚，你若读了此信能无动于衷吗？文帝是被感动了，赦免了淳于意，并且在不久就废除了肉刑，缇萦也被收入了二十四孝而名垂青史。很多人以为是命运之神垂青了缇萦，她遇到了入选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汉文帝，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后来读汉代史时我才发现，缇萦的成功是必然的。因为汉代到汉文帝时，正好开始大力提倡孝道，这不是因为汉文帝是大孝子，而是因为社会环境及政治环境的需求，政治家考虑问题不会只为了儿女私情。社会环境是由于姓氏的普及而形成的宗族观念需要孝来维系；政治环境是汉初铲除异姓诸侯王后大封同姓诸侯王，需要孝的观念来增强团结。所以“缇萦救父”的故事其实是汉文帝抓住特殊案例，趁机树立起来的一个典型，借以宣扬以孝治天下的理念，一个证据是文帝时一陈姓寡妇，养婆母28年，汉文帝感其孝行，给予“孝妇”称号。而在缇萦救父的前一年即汉文帝十二年(前)，诏以“孝悌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教化的乡官，成为定员。孝悌力田，本是始于汉惠帝四年(前)的选官标准之一，名义上是奖励有孝父母、敬兄长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中选者经常受到赐爵、赐帛或复其身(即免除徭役)的优抚政策。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史书上记载的很多事都可以以小见大，很多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实背后都有它的深刻原因。

但缇萦到底有没有替父受罪而成为奴婢，史书又没有记载，但按东坡先生“相当如是”的逻辑来讲，文帝应该感于她的孝心，一并赦免了。此事是如此的震撼人心，以致于数百年后的班固仍忍不住作诗称赞“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借曹孟德之句来说就是“生女当如淳于缇萦”，借白香山之句来说就是“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是的，当时的人没有重男轻女，在董仲舒提出“阳尊阴卑”的理论之前，中国文化从来就没有“男尊女卑”之说。对比一下年后的大学者孔融的遭遇，更可以清楚男女不重要，关键是性情。建安十三年（公元年），孔融得罪曹操被逮捕，他倒是有两个儿子，但却没有挽救父亲的生命，只是为我们留下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名句后，与其父亲一起从容就死，世说新语里也有太多的潇洒之中常伴随着柔弱之性。记住缇萦，她让男儿当自强！

二、仓公其人

那么，仓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有此一劫？我们从太史公的记载中又能读到关于汉初医学的哪些信息呢？

太史公记载的仓公的学医、拜师、行医、授徒等一系列问题全是根据汉文帝诏问，淳于意回答的记载来编撰的，所以我说若没有缇萦救父之事，仓公引不起汉文帝的注意，就没有后来的仓公传。

先说仓公的年龄问题，太史公在仓公列传中说仓公被判刑是在文帝四年（公元前年），而随后又说“此岁中亦除肉刑法”，但学者考证“孝文本纪”的记载肉刑废除是文帝十三年，所以仓公被判刑应当在文帝十三年（公元前年），再根据文帝诏问，淳于意自答的内容可知，文帝十三年，淳于意39岁，所以淳于意大概是公元前年生，卒年不详。

有学者认为汉文帝诏问淳于意是在淳于意被押送至长安期间，但据后文记载齐文王病死的历史事实来看，诏问很可能是淳于意被赦免后。因为齐文王是齐国的第四代王，公元前—公元前年在位，而前面我们提到淳于意被拘是在公元前年。

水平高了，麻烦就来了。或许是受师父公乘阳庆“千万别使我的子孙后代知道你曾向我学习医术”嘱托，或许是鉴于扁鹊因遭人嫉妒而被害，太史公说仓公是“匿迹自隐”，“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唯恐惹来麻烦，但尽管如此，他的名声还是闻于诸侯了。

汉文帝在诏问中还提到了齐文王的死，齐文王死时具体年纪不详，但很年轻是肯定的。我们不知道汉文帝为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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